国家脊梁（2）

王博陈 · 发表于 2017-9-30 11:25:37

丈夫吴家馼的父亲是民国时的实业家，学校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她自己当初整日整夜办案，饿得前胸贴后背，结束后和刑警们一起吃饭，后来其中被打倒的人就成了下放她的理由。夫妻俩双双进了牛棚，分隔两地，丢下一双女儿在家中给婆婆照料。
多年以后，曾落井下石的人邀请她去家里玩，她推辞；人家送她书，她扔在一边。“我最恨他。”她毫不讳言。即便到了91岁，无论朋友或敌人，大多消散在历史的风云里，她依旧不肯原谅。
“我不相信菩萨，也不相信上帝，不信什么神。因为我是学医的，我只信科学。但是他们（当年打我的人）都走了，还走那么早，我还活着，有些事情确实（善恶有报）。”她畅快地笑。
1978年，中央卫生部嘱咐四川医学院院长马俊之，让她转告二吴，请他们草拟一份全国法医学高等教育的计划草案。“文革”后据公安部调查，全国公检法系统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医仅有320人。而公检法、铁道系统及法医教学研究机构，共需高等专业人才近10000名。
法医学仍旧冷门。吴家馼去参加一个会议，主办方专门安排人去车站接，但没有接到。他自己去了，坐在那儿听人家回来说：接法医，法国的医生，没看到外国人啊。
1983年10月23日，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山西太原晋祠联合召开全国高等法医学专业教育座谈会。包括四川医学院在内的六所院校，设立了法医学本科。

1983年10月26日，全国高等法医学专业教育座谈会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
经历过严冬之人，最珍惜春天。夫妻俩应聘为全国法医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学科规划，并承担起系列教材的编撰、审定工作。法医学大楼开始修建。她常常早上七点多到办公室，晚上七点以后才回家，中午有时候就在办公室吃盒饭、泡面。忙碌里像是憋着股劲，要把失落的十年补回来。

吴梅筠在办公室写书。

1984年元旦，二吴与同事们的合影。
1985年初，夫妻俩经多方努力，得到国家教委正式批准补办华西医科大学“第一届法医学助教进修班”。进修班学员陈忆九回忆，16门课中，有一门还请来国际法医科学会第一届主席、知名法医学家Spanoghe教授讲学。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教材中还有两套英文书籍，是夫妻俩作为教育考察团成员赴美国后带回来的。原版书贵，大半个月的工资没了，他们也不计较，又自掏腰包让学生胶印出来。

吴梅筠在美国。

吴梅筠的书柜。澎湃新闻记者章文立摄
十年后，吴家馼主编《法医学》，还拉进修班的学员做编委。“就是希望你不要离开这个东西，因为编书一定要有实践、教学。每到一两年要再版，把我们抓在一起。”现任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的陈忆九说。夫妻俩一直要求他们，要坚持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法医学教育的事业。
1986年，法医学系正式挂牌，设置四个专业：病理、毒物、物证、精神病鉴定。吴家馼任主任，吴梅筠任法医物证学教研室主任。那是他们的花甲之年。
当时的毒物分析方向没有团队，吴家馼从药学院请来教授做带头人，又着力培养年轻人。药学院毕业留校的廖林川被他鼓动来读博士，吴梅筠则请了好几位其他专业的老师，组成指导小组培养他做科研。
1988年，法医系大楼竣工，高11层，建筑面积5781 。此后一天，吴梅筠与学校原教务长曹钟梁相逢于楼下，曹老师对她说：“每当我经过法医楼的时候，我觉得上面这两个人，是在做事情的。”这句话，她至今记忆犹新，引以为傲。
学“仵作”？“没亏”
时隔近三十载，站在全国排名第一的法医学院楼下，91岁的她依旧忧心忡忡：一个医学院，没有外科、内科肯定不行；但没了法医学，好像什么也不影响。这楼要是塌了，还有钱重建吗？要怎么把这个学科继续发展下去呢？
很难想象，六七十年前，这还是个死活闹着不要学法医的小姑娘。
当年从乡下的庙里考到上海，天地陡然开阔。她喜欢周末去影院，或在十里洋场看繁华街铺的橱窗。上铺睡着傅作义的二女儿，教她用北方馒头夹肉松吃。朋友在复旦读文学，一本本借她国外的小说，她晚上躲在被子里，看得天昏地暗。
毕业前的1951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国现代法医学鼻祖林几教授牵头，中央卫生部在南京第五军医大学举办为期一年半的法医学高级师资培训班。她被选中时，还不知道法医是做什么的，四处打听。

中国现代法医学鼻祖林几教授的照片，吴梅筠至今珍藏。
“人家说就是仵作。”她心都凉了。高中毕业时，父母希望她嫁人。她看着一生没有职业、在家伺候父亲的母亲，坚决不肯。父亲从政，应酬颇多，她亦不喜，只想做个自由职业养活自己。“一个女人应该独立。”她说：“我不甘心，一定要读书。”母亲拗不过，变卖首饰供她读了大学。学医苦，她想着，以后可以开诊所。好不容易毕业，怎能去学仵作？
“好闹情绪哦。”她怎么都想不通。到了南京，天天打报告：“叫我做人体解剖都行，别让我做法医！”党干部、团干部、大班长、小班长，都来做思想工作，她成了班上的风云人物。最终还是没办法，只有服从。
不喜欢归不喜欢，学习归学习。班里三个科研小组，她是其中一个组长。另一个小组长是吴家馼。尽管每月补贴只有18元，伙食费就要花掉10块，她还是会应吴家馼的邀请，一起去新街口跳国际舞、下馆子。毕业前，他们被派去天津学俄语，就在那里登记结婚。
一个月后到成都。原本在内科教研室，做医生也名正言顺；但当时社会上，法医不受重视，也从未被纳入医学范畴，专业队伍由护士、警察、兽医等组成，大多只有初高中学历。她的认真劲和好强心上来了：“把我放在这儿我就做了。做我就做下去了。做什么都要做好。”
话虽如此，本性中的坎儿不好过。后来她自己要求跑现场，结果一看到尸体，又站那儿不动了，要做半天心理建设：人家送我来不是旅游的，是叫我做检验，要出结果来说话。自我鼓劲一阵，再下田坎，或去茅坑边，淌着沟里的水，支着煤油灯，开始细细翻查。
科研才是她的真爱。1958年后“法医学教学小组”挂靠病理学那几年，她和临床医生一起工作，帮他们做检验。有一例肺肾综合征要做肾移植，她端着盘子站在一旁看。肾脏产生超级排斥反应，赶紧又摘下来，她接回实验室，在显微镜下观察。
“看血浆啊，白细胞穿过来穿过去啊，像电影一样。别的细胞都不发光，就肾小球会发光。挺好玩儿的。”几十年后回忆起来，她还是兴高采烈得像个孩子。那段“小打小闹做科研”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时光。
至于能发多少论文，获什么奖，她倒不放在心上。学生辛军平觉得，那种境界如今很难再达到：“从思想上面，时代不一样了。”后来带学生，实验成本总是超支，她一直拿自己的科研经费补垫。这风气传了下去，按张林的话说：“华西法医的优点就是允许你做实验，不怕浪费材料，只要你愿意，随便做。”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外开始做DNA检测，公安部的研究所也在尝试。吴梅筠思想斗争好长时间：有钱搞吗？能跟公安部比吗？最后一咬牙：“不搞不行，时代的潮流必须要跟！”
正好孙光云来读博，他们自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做DNA比对。没钱买PCR的仪器，孙光云就把破旧的烤箱、孵箱拿来修好。俩人站那儿盯着，人工调整，硬是把结果做了出来。拍成的照片挂在实验室墙上好些年，她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亲子鉴定第一人。
孙光云后来成了教研室里掌握技术最多的人。学院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吴梅筠想让他留校。他想出国，吴梅筠想了想，拿着他的报告改了几版，盯着他讲了几遍，又在会上与阻拦者力争，坚决同意，最终让他走了。如今论起，她只说：“留他是对的，但不放人不公平。”
她希望年轻人有更好的胸怀、宽广的视野，把学科带到更高的层次。张林也是她推荐出国读博的。1999年，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院成立，张林正在德国顺风顺水做着博士后。她思前想后，又打电话去，谈整个学院发展，希望他回来接班。
一年后，四川大学与华西医科大学并校，她又推荐张林去学校做行政工作，想着他从国外读博士回来，若能管科研，对学校科研发展有利。2017年，张林被任命为四川大学副校长，老太太却摇起头来：“凉拌菜！”在她看来，副校长就是整天开会，可惜了。张林此前做过几年华西第二医院院长，她觉得“当院长还能做些实事”。
大半辈子过去，她现在想，医生解决生的问题，法医解决死后的问题，做法医好像也不错。何况，“外科医生那么多，你去做，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做法医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年什么情况？现在我们培养出的，起码都是大学生，还有硕士生、博士生。”
“没亏。”她说。

1996年，学生们给两位吴老师过70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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