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起事后，咸丰首先征调守卫北京的骑兵是哪支？

王博陈

咸丰元年，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并且于咸丰三年二月在南京建都，欲图颠覆和取代清朝。蒙古骑兵作为清朝统治者倚重的武装力量之一，也被征调参加了镇压、围剿起义军的战争。
清政府首先征调了内属蒙古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官兵出征，其次征调了外藩蒙古中东三盟蒙古官兵出征。察哈尔八旗蒙古额设兵丁八千名。咸丰三年三月初三日，清廷谕令察哈尔副都统盛桂预备马队官兵四千名，调赴张家口，准备四月份出兵。

盛桂随即于察哈尔八旗兵丁内，“择其年力精壮、技艺娴熟者”，挑选出“马队兵四千名，跟役兵四百八十八名”，并将军装器械准备整齐，开往张家口，在口外水草茂盛的地方驻扎训练，如有急需情况，五六天内即可到达北京。
八月，华山泰署察哈尔都统，奉旨再次挑选察哈尔兵丁。华山泰自京城出口后，亲自到察哈尔左右两翼兵丁集居场所，查阅了各总管所存兵丁档册。
“及在各处驻扎卡伦军台当差，巡查贼匪，逐攒创挖黄蔑民人，总管参领印房，看守监狱充当各项差使外，仅余兵丁一千三四百名”。
华山泰逐一校阅，能够骑马射箭的，不过七百余名，其余非老即幼，不堪挑选。遂由各处当差兵丁内，挑选出二百余名年富力强兵丁。
“左翼四旗挑出兵五百二十名，右翼四旗挑出兵四百二十名，已经迁就挑出弓箭兵一千名，征剿难期得力，乃于不堪挑选兵内派出跟役兵一百二十名。”并且军装、器械、枪只、帐房，全部由上次所征官兵带走，只剩一些弓箭可用。
鉴于此，清政府只能暂缓调拨。

对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的征调，则远远超过了其实有兵丁的数目。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六十佐领下原有披甲兵五千名”，“且服役以有晌而勤，常操以无粮而惰。况承平日久，将鲜知兵，士卒嬉游，渐成风气”，到道光年间，“春秋二仲之鬼称,仅得千余人”。
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无薪饷，全部倚赖户口地亩为生，且耕且牧，充当各路苦差，很难操练成军。
咸丰三年三月，清政府已经征调了一千名土默特官兵，驻扎张家口外，与同时征调的四千名察哈尔蒙古官兵一起训练。
三月初十日，清廷因太平军步步进逼，清军节节败退而不得不“著再调归化城官兵二千五百名”，赶赴山东、江南交界地方，堵截太平军向北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一共计划征调土默特蒙古官兵三千五百名。
土默特副都统盛壤咨会新任江宁将军托明阿称“惟查此项兵丁原无钱粮，向例春秋两季操演之兵，仅止一千名，所设帐房、弓箭、鸟抢等项军器止敷一千兵之用，现在点派齐备,配带军装、器械”。

土默特额设兵丁一千名，仅仅能凑足清廷第一次征调数目，因此盛傅陈述了各种无法征调的理由，并由托明阿上奏奏请“今复添派二千五百名，均系屯居种地游牧为生，并不操演，亦无军装、器械。再归化城为西北两路通衙，五方杂处，该官兵散居村落，所有驻守大青山前后各处卡伦及黄河渡口防守各项差使亦关紧要。…既系种地士兵，未经训练，难期得力而一律费晌，且须赶造军装、器械,似未便令其前往”。
但清政府必须借重蒙古骑兵，不得不多加征发。
“著托明阿督带所调官兵三千五百名”前赴清江驻扎，协助防剿太平军。但是，缓不济急，由绥远城将军改任江宁将军的托明阿只有带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一千人先行。
当内属蒙古可调之兵全部抽调完毕之后，清廷随战场形势的需要，还在不断征发。咸丰四年年三月，北伐太平军退守阜城，被僧格林沁大军围困，一时还难以歼灭。由南京派出的援军一路攻城略地，不断壮大,已逾二三万人，此时抵达山东临清，距阜城不远。

山西与直隶、河南两省相连，自应预先筹备，集结兵力，以防不测。因此，清廷寄谕署绥远城将军盛填，令其“于绥远城驻防兵丁及土默特各兵内挑选精锐二千名，配齐军装，听候调遣”。
满营额设兵丁为二千名，其中调往直隶琢州防剿三百名，驻扎紫荆关一千名，北路换防卡伦牧场兵三百名。绥远城的四百名兵丁，要防守城池、维护治安、办理两司印房和往来满汉蒙文案等各项差使,无法调派。
在此情况下,清廷御旨“挑选精锐二千名”的任务只能由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完成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额设兵丁一千名，在咸丰三年五月征调，后在直隶驻防,刚刚奉命撤归。
盛壤没有办法,只有命令刚刚奉命撤归的土默特蒙古官兵七百五十名,“如数预备,听候晋省咨调”。也就是说此项官兵,在出征、归伍之后还要第二次出征。

外藩蒙古骑兵曾以其剿悍武力为满洲贵族打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清朝建立时,在蒙古地区编旗设佐,因俗而治,保留蒙古原有贵族领属体制,由王公扎萨克世袭统治。
有清一代,满蒙贵族世代联姻。蒙古贵族享有崇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蒙古民族成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准统治民族。共同维护满蒙政权对全国的统治也就成为蒙古族的义务。
咸丰二年年底,内蒙古哲里木盟盟长亲王巴图、昭乌达盟盟长郡王那木济勒旺楚克、卓索图盟盟长郡王色伯克多尔济正因年班到京师,听说太平军进攻武昌城池的消息后,马上表示“愿各拣精兵,自备资斧,前往报效”,并由军机大臣代奏皇上。当时,太平天国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还在流动作战,而清军“各省精兵足资剿办”。因此咸丰帝称赞了这种主动请战行为,没有同意东三盟蒙古官兵出征,而是让他们听候谕旨调遣。
咸丰三年新年后,太平军自武昌顺流而下,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占九江、安庆、江宁南京。二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攻克镇江、扬州。清朝绿营兵和驻防八旗兵将帅怯懦,兵无斗志,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蒙古兵力历来强大,“上下相习,联为一体,非如将不知兵,兵不护将者可比”。

鉴于太平军离京城仅二千余里,中间无险可据,亦无重兵把守,前任大理寺少卿李钧建议清廷就近先调数千蒙古劲旅,令蒙古王公统带前往,“定能踊跃急公,为国家灭此狂寇”。
惠亲王绵愉建议于四月调取察哈尔、土默特蒙古马队五千名外,“调取黑龙江马队兵二千名、东三盟蒙古马队兵三千名,共五干名”,驻扎热河,相机调用。门此议经下发议行后即开始实施。东三盟盟长亲自带领所属蒙古马队在热河口外集中待命。
八月底,北伐军进逼距保定六十里的张登,京师震动。僧格林沁以参赞大臣身份率领京营八旗出征,围剿北伐太平军。在热河哨内驻扎的三千名东三盟蒙古官兵,在围场总管那敷德的率领下,分为六起于九月十三日开赴京师防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