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理性人”的神话，这个不正经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得诺奖的

王博陈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理查德·泰勒，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家。作为“首位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他始终都站在一个挑战者的立场上，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而这些挑战，都来源于他对日常生活犀利的观察和反思：
1974年是他执教的第一年，他邀请同事参加晚宴，晚宴开胃菜是腰果，每个客人都很喜欢吃，但当他把这道菜撤入厨房时，客人们却为这一决定叫好。
这些“吃果群众”成功引起了泰勒的注意。在同事谢弗林帮助下，泰勒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对晚宴中腰果插曲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人由两种心理控制，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另一种理智地权衡现在与未来。

也即：虽然腰果很好吃，但是要留着肚子吃正餐呀~
泰勒又发现，身边许多朋友在投资时，选择牺牲现有价值获取未来12个月而不是9个月的价值，他们支持价格随机游走却一直试图在股票市场里进行波段操作，同时把退休基金投资于债券，尽管历史上它的回报率低于股票。
这些人的反常选择又是源自什么？泰勒对这些生活中反常现象的思考，构成了他独特的研究视角，正是这种新的研究视角使泰勒的研究成果具有独创性与开拓性，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而行为心理学又是什么，泰勒的研究结果为什么重要？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古典经济学版本的“吃腰果”故事：
1974年是他执教的第一年，他邀请同事参加晚宴，晚宴开胃菜是腰果，每个客人都很喜欢吃。但吃到一定数量时，不同的客人因为胃口大小都相继选择了停止进食，并期待主菜上桌。
简而言之，古典经济学里的“经济人”是绝对理性的，在理性的自利心驱动下行动，不会有“腰果好吃，正餐也想吃，该吃哪个呢”的烦恼，在享受腰果的同时，心里就已经依照自己的饭量盘算好了什么时候该停下享受其他美味。
但事实是，吃货永远会高估自己的饭量，永远会纠结食物的选择。

“理性人”神话的衰落
对于古典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图 亚当·斯密
从“理性人”这一点出发，每个人基于理性的利己主义行动，对于企业决策，能够推演出非常完美的模型，但基于这个完美模型所做出的决策，有时候却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
譬如博弈论里著名的囚徒困境：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囚徒困境”成立需要两个条件：1. 信息不能沟通 2.基于理性。

尽管“囚徒困境”能够代表很多情况，但在两人足够了解、相互信任，或有牺牲等非理性心理因素，抑或有宗教、地域文化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泰勒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出发，提出学术观点：
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很多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来是“错误”的行为，经常被忽视，但往往正是这些行为导致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决策最终失效乃至酿成恶果。
人不可能完全处在理性支配之下。在做决策时，人们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由于害怕损失，人们在出卖商品时会索要过高的价格。
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描述泰勒的研究（不全）：
理查德·泰勒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成果。
理性有限：泰勒开发了精神会计理论，解释了人们如何通过在自己的头脑中创建单独的账户来简化财务决策，重点关注每个决策的狭隘影响，而不是整体效应。他还表明，如何厌恶损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拥有它时比其他人更重视同一项目，而不是不称为禀赋效应的现象。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理查德·泰勒的贡献在于：在个人决策的经济和心理分析之间建立了桥梁。而这些研究，并非刻意diss传统经济学界，是基于对现实与人性的观察与总结，以对学术大厦做出补充完善。
得诺奖后，面对是否会像一个“理性人”一样用奖金，泰勒的回答是：“我会尽可能以最不理性的方式花掉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