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的“精神共享”

刘宝华

论诗的“精神共享”

刘宝华

   

   写诗，读诗，爱诗属于个人爱好。写诗和读诗或许是不同的个体，但诗中所要表达的东西在不同的个体中产生共鸣，诗才能达到效果。这就是诗的“精神共享”。

    我们有些初学写诗的爱好者，先前总有一个认识的模糊问题。即，总觉得自已的诗写得很好，从某些方向看似乎不比唐诗差，嘴上虽然谦逊说不如唐诗，骨子里却并不认为差到哪去。可是，一投稿编辑有时要改一改。而改动后又不合心意，因此认为是瞎胡闹，没过细领会，想当然。

    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排除说有时编辑看走了眼，不为奇。但毕竟是少数，多数改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你的诗作不能引起编者的共鸣，不能达到精神共享的结果所造成的。

   诗，如何能做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精神共享？这个问题是一个认知的方法论问题。《二十四品》说到诗有不同的风格，归纳起来大约有二十四种，各种风格之间又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里边虽然讲的是诗的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情绪，其实也可以说诗有二十四种不同的读者或心情。作者和读者在心情上要合一才能引起共鸣。

    我们读唐诗，感觉都比较舒服，原因就是唐诗一般都不是主动地要求读者接受作者的感受，而是让读者自我取舍。读宋及以后的诗，总觉得是在被人教育一样的，不太舒服。原因就是宋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大家都爱讲“道貌岸然”的礼和理，影响了诗风，乃至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宋后也不乏有些好诗，但集几代的努力也不及唐诗的井喷，不能不说程朱理学有其阻碍性。后来出了个李贽骂了一通，也不管大用。人类的表现欲总是让人爱做出故作高深的说教，其实读者不一定认同。也就是说，宋以后的许多诗失去了群众基础，因而疲软了。

    唐人有一诗成名的，且不在少数，有佚名的也留下好诗。有人说，诗的流传与否与作者的社会影响力有关，比如官阶。我也不能说全错，但诗能流传的根本性在群众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诗是无法流传的。好诗能流传下来其实与作者的人生阅历和天性是密切相关的，官阶不是主要的。比如乾隆，一生为诗有四万多首，你能记得几首？

    诗的群众基础从何处得来？这其实来源于生活，不能在书斋中造诗。这里我说的群众基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老百姓”基础。据说赵子昂画马，白居易写诗都要先挂到街上，自已躲在暗处听路人指点。这个故事我个人认为不太靠谱，估计是后人杜撰的。群众基础有不同的层面，比如士大夫，官僚群体，一般老百姓等。读者有不同的层面，那么，诗的来源和写法也有不同的层面。诗，要为这些不同的层面服务，寻找知音。这就好比一杯调好的鸡尾酒，口感香醇但各有层次也各有颜色，一杯酒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说到诗的群众基础又不能不说到诗的起源问题。念高中时，老师说，《诗经》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唱的歌曲，由文人整理后变成诗了。当时很信。后来读《诗经》了才发现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诗经》中有许多官僚和士大夫的作品。比如曹操都抄了诗经中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句。这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享受的生活。所以说，诗的来源并不都是老百姓自然积累起来的，有很多的不同生活层面的诗人都在努力。比较有说明点是《楚辞》系列，主要是屈原、宋玉等士大夫和官僚开宗立派，与中原文化中的《诗经》形成了一条铁路上的两根铁轨。但风格完全不一样。

   总结这一小段的说法，就是说，诗有不同的来源，然后有不同的受众和爱好者。每一个写诗人因题材不同，可以用不同的写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抓住读者的心？将自我的感受与读者读出的味道溶为一体，诗作才算是成功。

    又比如说，写诗人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你就会对杜甫的《登高》感同身受，最后悲怆到连最便宜的酒都没有喝的了。你如果有小资情商又遭遇情伤，就会为李商隐的三首《无题》喝彩。你如果是一个有勤俭节约良好习惯的人，就会教儿孙们背《悯农》。也就是说，不同层面的人喜欢不同层面的诗。这个层面中有大量的群众。

     写诗人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注意，那就是绝对不能自视清高。好象诗人就要跟其他人不一样才能体现是诗人样的。在诗人眼中，大象和蚂蚁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自然的造化。都要去热爱它。诗人也必须溶入生活溶入人群，才能找准对象写出好诗。

   你对一个辛勤劳作的老农大声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要大声反问“你说啥？”。你对他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会说“对头，对头”。出现这个代沟是谁的错呢？肯定不是老农而是诗人自已，搞错了对象就引不起共鸣。也就是说，一样的题材也可以不同的靶向推向不同的层面的群众。这个靶向的调整取决于诗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自身的阅历。阅历可能积累，而态度是先决条件。（续下）